统筹推进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无疑是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发展的主旋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既是对生产力跃升一般规律的总结，更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时代特征的呼应，需要在技术创新、政策调整、体制建设、战略选择等方面积极应对。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政府工作十项任务之首，地方政府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时也大都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放在重要位置。新质生产力不仅将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发挥主导作用，更应在众多传统产业中起到示范引领和推进作用。笔者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与提升传统生产力统筹推进，具体而言，就是要处理好新旧产业、新旧动能、新旧劳动力之间的关系。

　　统筹推进传统优势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

　　新旧质态生产力之间的平稳过渡既关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接续成败，又关乎产业体系现代化的转换节奏。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能仅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传统优势产业既不是落后的代名词，更不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对立面，反之，只有重视激发蕴含在传统优势产业中的新质态生产力，才可能真正实现一国生产力的整体跃升。在我国，传统优势产业具有量大面广的特征，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80%，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我国已经构筑起了全球最完备的、规模最大的制造体系，在大飞机、大型船舶、高端纺织、智能手机、智能电视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的全球竞争力，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外贸“新三样”加速拓展出口市场，这些传统优势产业正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底气，也是新质生产力“破土而出”的主阵地。

　　从理论上说，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生产力是人类再生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有目的的活动或者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构成生产力和劳动过程的三要素，其中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是区分不同经济时代的指示器。历史上劳动资料的每一次质变，如铜器代替石器、铁器代替铜器、蒸汽磨代替手推磨、电动机代替蒸汽机，都标志着一种新质生产力的产生。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就是以数据的收集、处理、存储、传输为劳动对象，以知识创造、技术创新等为主的智能劳动者，以传感器、移动通信、网络、软件、计算机、集成电路、互联网、物联网等智能工具等为劳动资料，以人工智能（A）、区块链（B）、云计算（C）、大数据（D）等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生产力。

　　从现实性看，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应对内外部形势变化的时代选择。一种新质态生产力的孕育、诞生和成长，必然有其划时代的背景和发展环境。从全球层面看，中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中美大国博弈不断从前沿科技领域向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延伸，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不断受到冲击，全球化出现了向区域化、本土化演变的趋势，全球经济竞争规则和秩序变革要求我国加快生产力跃升，重塑新的国际竞争力。从国内层面看，我国既有的要素红利逐渐削减，经济增速放缓、新旧动能转换减速、消费信心不足等现实问题叠加，发展新质生产力旨在实现经济结构由“旧”换“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从可能性看，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机遇也为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良好基础和有利条件。一方面，数字经济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的规模基础和增长动能，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测算，2001~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四分之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蔡跃洲团队（2021）测算，1993~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17.7%，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3）《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仅次于美国。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广泛而具体的应用场景。我国被公认为是最具数字竞争力的主要经济体之一，电子商务、数字媒体、金融科技、智能装备等数字经济新业态加速涌现，在全球具有领先优势，有望成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的新生担当。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主动适应和迎接这些挑战的战略选择。首先，我们要继续发扬传统优势产业长期积淀的发展经验，进一步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需求牵引作用，善用全球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的需求空间，把握住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优势产业的发展机遇期，在保有全球最大、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基础上，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加快实现传统生产力螺旋式上升。其次，要着力培育和壮大新兴未来产业的规模体系，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生物制造、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等新业态，引领农业向现代农业、智慧农业转型，引领制造业向柔性制造、服务型制造、智能制造转型，引领服务业向高端品牌服务、个性化服务转型，加快壮大新兴产业规模，建立健全新型产业体系，实现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接续发力。最后，利用新兴未来产业的产品和功能，实现传统生产力的转型和升级，稳住传统产业吸纳就业的数量，提升就业质量。例如，传统生活服务业是吸纳就业（尤其是农村转移人口就业）的重要渠道，但大量中小微经营主体还采用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经营方式，效率相对较低；现实生活中又面临着很多实时动态的、不确定的场景，传统技术根本不可能解决好。这就需要依赖于人工智能算法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产品和功能，提升传统生活服务业的经营效率和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尽力弥补其与其他产业的效率差距。

　　统筹推进工程化应用技术创新与重大颠覆性科技创新

　　由于创新对新质生产力起主导作用，可以说，新质生产力正是诞生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之中。2023年以来，聊天机器人ChatGPT的问世标志着人工智能开始走向应用，以ChatGPT、Sora等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引领颠覆式创新，脑机接口、民用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也迎来若干重大的标志性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发酵，是当前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机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在工程化应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全球领先地位，但在引领和促成具有全球领先优势的前沿领域重大颠覆性科技创新方面仍存在不足，这应成为下一阶段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考量。

　　工程化技术创新是应用型的创新，重大科技创新是基础型的创新，二者是创新的一体两面，缺一不可。一方面，要发挥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我国应用创新的既有优势，维持和拓展我国工程化应用技术创新具有的全球领先地位，将电子商务、移动社交、数字文娱等应用技术优势扩大到跨境业务、跨界业务中，加快实现数字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航天技术的创新升级，打造具有市场发展潜力的创新型产品，做大做强做优新型产品市场。另一方面，需加紧突破重大颠覆性科技创新，集中发力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智能、量子科技、空天技术等战略性前瞻性领域，在AI芯片、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脑机接口、量子通信等焦点领域加快追赶和超越，鼓励和引导高校、科研院所在基础科学领域做好长期储备。

　　要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特别是独角兽企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民营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对税收、GDP、技术创新和城镇就业等国民经济的贡献率都已超过50%，作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民营经济自然也是推进作为新质生产力载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春江水暖鸭先知”。民营经济长期处于市场经济一线和国际竞争一线，对于新的发展方向和市场动向都有着最直接的感知力，也拥有极强的灵活性和创新性。比如，平台企业大多是民营企业，都是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催生的，未来仍将大有可为。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支持平台企业在促进创新、增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再如，独角兽企业是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未上市创业公司，大都拥有独特性或颠覆性技术、难以复制的商业模式、战略与品牌协同、弹性的资源共享、持续的资本赋能、异质型企业家精神等特质，方兴未艾的独角兽企业将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能，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引领者。根据全球独角兽企业500强榜单，截至目前，中国独角兽企业总估值近14万亿元，相当于中国GDP的11%。榜单前十名中，中国独角兽企业占据一半。展望未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及国务院各部门推出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必将为民营经济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需要指出的是，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颠覆性创新往往具有马太效应，出现“赢家通吃”或“寡头垄断”局面，大国博弈的成败往往取决于是否抢占了先发优势，这就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监管和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哪里有包容和鼓励创新的氛围，哪里就更有颠覆性创新的重大机遇。比如，OpenAI作为一种非营利组织，从组织上突破了传统的企业形式，从模式上突破了传统的盈利模式，从而为颠覆性创新产品ChatGPT和Sora的诞生提供了可能。我国需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减少一般性前置审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树立畅通高效的产业科技创新全流程，加快破解“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桎梏，让金融体系为具有创新能力的民营经济、中小企业提供更具包容性的创业投资，推动新质生产力、现实生产力落地生根。

　　统筹推进传统劳动者素养提升与智能劳动者队伍壮大

　　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全面提高劳动者队伍的素养，才能推动生产力的飞跃。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技能的变革、劳动市场的变动都对我国劳动者队伍产生了重要影响，规模大、后备足、价格低等人口红利走向拐点。推动人口规模红利向人口素质红利的顺利转化，实现新时期劳动者队伍的升级，是支撑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力量。如果说数字经济时代更加召唤数字素养，那么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加召唤智能劳动者。数字素养成为全球关注焦点，一方面，要抢占时机，充分发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中产业规模大、技术能力强、应用市场广等优势，加速培育具有较强数字素养的智能劳动者，推动劳动能力升级和劳动者队伍革新；另一方面，要减缓阵痛，充分认识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就业市场的巨大影响，主动引导和设置新岗位，应对机器换人等带来的就业挑战，避免出现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就业稳定的矛盾激化，真正实现生产力增进的结果为人民共享。

　　要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的外溢效应，辅以政府部门的就业政策措施，提升全体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工作技能。

　　首先，要引导传统劳动者的素养提升。在一定时期内，传统劳动者仍然是当前生产力的主体，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升的过程中，要通过增强全周期职业教育培训、创新技能导向激励等，完善和落实技术工人的培养、使用、评价、考核机制，逐渐提升传统劳动者的职业理想、职业技能、职业担当能力。在推动传统劳动者素养提升过程中要有耐心和恒心，特别要关注保障农民工等弱势劳动者权益。

　　其次，要加速培养智能劳动者等新型劳动者队伍。通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计划等加大全社会劳动者的数字知识普及力度，特别要关注数字技术适老化改造对银发人群的数字素养提升；以订单制、现代学徒制等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智能劳动者职业培训效能，面向灵活就业等新型就业形态健全财政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为新质生产力的飞跃预备好现代产业工人力量。

　　最后，要充分发挥数字平台作用，孕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灵活就业大军。通过校企合作、企业培训等各种方式，发挥外溢效应，带动全行业从业者实现技能提升，国家应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从而保证全社会劳动者拥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减少结构性失业，缩短就业“空窗期”“阵痛期”，维持整体就业市场的基本稳定。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产业不是落后产业的代名词，更不是产能过剩的代名词。传统产业在吸纳就业等方面作用突出，与广大居民的生产生活关系更紧密。因为承载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都是高度数字化和自动化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随着新兴技术和数据要素大规模进入相关生产领域，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替代将降低中低端劳动力要素在生产要素组合中的重要性，可能会导致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业减少。就业是民生之本，我国现有3亿农民工，他们大都只能从事相对简单的劳动，如果过分强调将更多的资源向吸纳就业人口相对较少的产业转移，不仅会影响传统产业的发展，而且会增加社会就业的压力。只有保持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协调发展，既要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使传统生产力在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下提质增效、实现蜕变，才能在提高全民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基础上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从而为高质量创新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只有通过产业层面、技术层面、人才层面协调机制的构建，统筹新质生产力增量发展壮大与传统生产力存量调整优化，努力实现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均衡发展，才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持续动能。